杨于泽

　　近来日本曝出“毒大米”丑闻，大阪“三笠食品”公司倒卖受污染大米，“毒大米”流入370家企业。而“三笠食品”代理商、奈良广陵町米谷公司社长中川昭一，竟于9月16日晚在寓所上吊身亡。有人呼吁最近出丑闻的中国企业家向中川昭一学习，自杀以谢国人。

　　要丑闻企业家自杀谢罪，想法让人觉得痛快、解恨，但略显人道精神不足。不过，研究一下日本代理商何以要自杀，而不是选择维权和活着，既可以增长我们的见识，说不定“他山之石，可以攻错”。

　　日本是高自杀率国家，自1999年以来，每年自杀身亡者超过3万。地球每自转一周，便有百名左右日本人自杀。网上有份“日本自杀人物列表”，榜上有名者，多是知名演员、作家、政治人物和企业家。自然，无名的自杀者应该还是占到多数，但精英分子自杀，在日本很普遍。

　　咱们的情况就很不一样了，最近几年去世的名人不少，但以英年早逝、因病不治、被人寻仇居多，而非自杀。网上也有一份榜单，罗列了近些年来30多名中国富豪的所谓“结局”，有无辜丧命的，有失踪出走的，有被抓被判的，其中自杀者惟一人而已。好活赖活，活着就是胜利。

　　自杀，作为对自存本能的反叛，应该算是一种人的意识形态。按照马克思的理论，意识形态是社会的上层建筑，必有其经济基础。上世纪末日本经济泡沫破灭，自杀率随之攀升，可见经济问题还是日本人自杀的根源。中川昭一自然不是看到多有同胞自杀，于是觉得好玩，跟着也来这么一下子。他的公司涉嫌违法，想必面临公司破产和司法审判。

　　但有人质疑了，同样是经济不景气，美国自杀率只有日本一半，美国企业家很少自杀。新华社有位记者分析：基督教文化认为自杀是罪恶，而日本却有一种赞美剖腹和殉情的传统。还有专家指出，日本人性格内向拘谨，在生活和工作中遇到问题往往选择沉默，容易走上绝路。似乎可以断言，中川昭一的自杀缘于经济上的困境，也缘于文化、性格等因素。但真正促使中川昭一自杀的，应该主要还是公司面临的困境。困境和压力，哪个国家的企业家没有啊？但困境和压力有大有小。日本企业出了丑闻，检察机关蜂拥上门搜查，带走大批文件资料，那阵势我们经常在电视里看到。连政府也备感压力，国民在怒吼，在野党要追究，往往还有选举在即。“毒大米”丑闻，已让农林省正副大臣辞职，中川昭一岂能安之若素。

　　但在中国，企业第一，惟企业家为大。企业出了丑闻，地方当局总想息事宁人，连向受害者道个歉都要千呼万唤始出来、犹抱琵琶半遮面。活着不难，干吗自杀？

　　有人会说，美国的市场监管也很严，对曝出丑闻的企业决不姑息，但美国企业家也不自杀。几年前安然公司破产，美国政府立即对大批公司高管展开调查，并向法院起诉。对前董事长肯尼思·莱的指控有11项罪名，据说可以判他坐牢175年，并处以4350万美元个人罚款。对前首席执行官斯基林的控罪，更有35项之多。除了肯尼思·莱死于心脏病发作，没人自杀。

　　美国企业家不自杀，凭什么要中国企业家自杀？相比之下，中国企业家要负的责任本来就少，就是企业垮了，他们自己还是响当当一个富豪，吃喝玩乐照常进行。他们私人有多少资产，有几个老婆，政府不知道，法院不知道，胡润更不知道。他们即便进了牢房，照样可以办企业，谋发展。

　　中国企业家不走绝路，不是因为文化入世、个性外向，也不是他们特有抗压性，而是因为活着太精彩。只有神经病才会自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