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鲁格曼对中国的意义，首先是告诉中国经济学界一种崭新的学术态度，一种直面真理、独立生存的经济学范式

　　苏小和

　　最近几天，克鲁格曼在中国异常火爆，从上海到北京，主办方几乎要把这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上厕所的时间都安排在报告厅里。听众当然是云集复云集，几乎每个人都怀揣着一个再加几个问题，要与克鲁格曼一论高低。

　　我在如此拥挤的听众之中，在同胞们的脸上，读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期待。我知道是新凯恩斯主义的学术标签让人们对克鲁格曼充满了期待。我们的政府正在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刺激经济，这种局面，似乎正是凯恩斯主义所倡导的。有人说得好，在弥漫着的全球经济危机中，政府是惟一增长的行业；而所有的政府之中，恐怕中国政府增长最为可靠。人们希望克鲁格曼用他深厚的学术涵养，分析并见证中国政府经济的合理性，并由此再一次提升整个中国的经济信心。

　　这样的期待，当然宅心仁厚。克鲁格曼的确也放出话来，说中国经济不存在危机，存在的只是出口困境。沿着这样的分析，他认为中国最需要的乃是拉动内需。如此观点，我们耳熟能详。问题是，克鲁格曼真的是被中国人请来唱赞歌的么？事实上，人们印象中的克鲁格曼，一直是一个性格刚直、心系大众、专门挑政府毛病的经济学家。

　　小布什执掌美国8年，克鲁格曼几乎一刻都不停止对小布什政策的冷嘲热讽，他一周两次在《纽约时报》发文质疑政府，专栏加起来成了一本畅销书，这就是有名的《荒唐的数学：布什减税政策指南》。

　　奥巴马上台之后，人们以为以公平为己任的克鲁格曼会和政府站在一条战壕里，但克鲁格曼的批评之声却不见减少。遥想1992年，克鲁格曼在电视上激情演说，给克林顿极大的帮助，但是克林顿在执政之后并没有起用他为总统经济顾问。人们议论纷纷，把原因归结为克鲁格曼过于刚直，在华盛顿和学术界得罪了不少人。

　　看来一切与利益有关的政府行为，大概与克鲁格曼都无缘。但正是这种彻底独立的知识分子姿态，才成就了克鲁格曼的学术世界。即使在中国，在众星捧月般的会场里，他依然不会放弃自己的独立思考。关于中国是否操纵汇率，他直言这是事实，只是美国财政部为了生意，一直在对美国民众撒谎。这种表述，急得龙永图马上跳起来与克鲁格曼论战；关于令中国人骄傲的贸易盈余，他坦言，这样的格局会导致全球经济难以复苏，我相信这种话传到中国人的耳朵里，中国会不高兴；关于人民币是否在一定时期内成为国际货币的梦想，克鲁格曼更是一点面子都不给，断言他此生不能见到人民币的这种局面。而关于最为本质的改革问题，包括增长模式的转变问题，克鲁格曼告诉中国官员，中国人现在所做的，只是短期的刺激计划，而不是根本意义上的改革。

　　那些试图沿着凯恩斯主义路径来为中国经济找信心的人们可能要失望了，在更多的言论里，克鲁格曼似乎比我们想象中的更尊重市场，尊重一种公平的贸易；那些试图在原教旨市场经济理论层面与克鲁格曼雄辩的人们也可能要失望了，人们发现，我们所理解的凯恩斯主义，也许是片面的，我们所理解的市场，也许是不周全的，我们面对的政府，和克鲁格曼面对的政府，不在一个层面之上。

　　对于大多数中国人而言，克鲁格曼既不是敌人，也不是朋友。他只是一个探索真理的经济学家。

　　习惯了二元思维的中国读者第一次遭遇到了某种尴尬。我知道是克鲁格曼对凯恩斯的尊重让今天的中国人再一次为自己的行为找到了某种经济学理由，但现在，克鲁格曼面对中国经济，却习惯性地耸耸肩，给出了“独特、无法预测走势”的模糊判断。我坐在克鲁格曼的面前，试图提出一些新颖的问题，但我知道，再刁钻的问题，克鲁格曼也许早已经历。我只能选择把克鲁格曼当成一个学术模型，或是人生模型，回头阅读我们自己。

　　是的，30年过去了，我们身边的这个拥有无边权力、无所不在的政府，用一种行政驱动的力量，配上一些边缘性的市场竞争，让中国经济一路高歌。这种物质化的经济进步，早就让很多人对真正的自由主义经济学牢骚满腹，他们认为中国人正在走出一条新型的政府驱动经济之路，一种新型的凯恩斯主义之路。

　　但是现在，克鲁格曼的姿态，让我们失去了方向。是的，克鲁格曼是凯恩斯最彻底的信徒，他甚至还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凯恩斯主义者，他一直在美国范围内，呼吁政府对经济的参与。但是在学术意义上，克鲁格曼却又坚定地站在自由之上。真正懂得克鲁格曼新贸易模型的人必然知道，他甚至是一个极端强调开放和自由贸易重要性的学者；而他的国际收支危机模型，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对政府愚蠢的基本假设。

　　如此，借克鲁格曼为全知全能型政府寻找经济学理由，是危险的。他的确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用了一种大众经济学的形式，对小布什政府的自由经济政策进行严厉的批判，强烈呼吁美国政府应该发挥好维护社会稳定和社会公正的作用，提醒美国人千万不要漠视社会、经济的不平等，以至于错失改革良机。

　　但每一个阅读克鲁格曼的人都必须牢记，在美国，奉行彻底市场自由竞争的共和党人，被称为保守主义势力，因为美国从来就是一个自由主义至上的国家，捍卫自由的价值，意味着捍卫美国价值；而一直以来呼吁政府干预，强调公平原则的民主党人，在美国却被称为自由主义者。某种意义上，正是这种党派之间的方法论之争，才确保美国具有强大的纠错机制，确保美国在任何一种政治灾难或者经济灾难中能迅速站立起来，而不至于输得太惨。

　　某种意义上，正是美国的制度文化，才成就了克鲁格曼。无论如何，克鲁格曼一直都在强调，他拥有一颗自由主义者的良心，他坚信社会应当在抑制贫富分化制度的支撑下，实现相对平等，他信仰民主、公民自由与法治，他说他一直认为自己是一个真正的自由派，并以此为荣。无论如何，克鲁格曼一直都在做着一种批评性的工作，这样的批评让美国人受益，克鲁格曼从来就不是那种为政府的经济行为寻找理由的御用学者。

　　现在我认为，克鲁格曼对中国的意义，首先是告诉中国经济学界一种崭新的学术态度，一种直面真理、独立生存的经济学范式。面对我这方面的问题，克鲁格曼笑着说：“哪里都存在对学术自由的干扰。‘9·11’之后，小布什政府试图营造一种严重违反美国精神的政治气氛，把对总统的批评视为不爱国。”

　　看来，克鲁格曼持之以恒的批评，并不讨美国政府的欢心，但他却一路坚持下来。这从另外一个侧面，或多或少体现出了美国政府对批评者的雅量。由此我想到中国，在政府面前，真正具有批评意义的经济学声音少之又少。而一个年迈的茅于轼，围绕一些经济学常识所发出的独立声音，本是为了大众的启蒙，却不料被主流封杀。

　　此情此景，如果克鲁格曼知道，恐怕也只能是望洋兴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