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桂芳

    “三鹿”死了，三聚氰胺仍阴魂不散。据悉，熊猫乳品共4批次奶粉和4批次含乳调味品“炼奶酱”三聚氰胺超标。这其实已经不是熊猫乳品第一次被钉在“三聚氰胺”的耻辱柱上：早在2008年9月16日,在央视《新闻联播》公布的全国婴幼儿奶粉紧急专项检查结果中，熊猫乳品的“熊猫可宝牌”婴幼儿配方奶粉三聚氰胺的最高含量达到619.00毫克／公斤，仅次于三鹿牌婴幼儿配方奶粉。不久前，陕西金桥乳业有限公司也被查出5．25吨问题奶粉，其中11袋275公斤奶粉的三聚氰胺严重超标。这些说明，食品安全领域从来就没有所谓杀鸡吓猴，有的却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无奈现状。

    熊猫乳品东窗事发，我们照例要骂商人无良，我们还会产生一种严重的挫败感和被欺骗感：一是我们信赖“乱市”用重典的逻辑，对曾经的专项严打满怀信心；二是普及了那么久亚当·斯密的“道德情操论”，以为奶粉商人多少会有点道德理性——结果却证明：既然这世界上存在三聚氰胺，既然三聚氰胺里面掺点奶粉就能带来暴利，又既然商家料定我们尚未对三聚氰胺实现无缝的常态监管，那三聚氰胺流入任何食品领域都有可能。不然，我们生产了那么多的三聚氰胺又都跑哪里去了？

    熊猫乳品出事固然让人愤慨，但它也再次提醒我们：三聚氰胺事件，单发或者群发，严惩或不严惩，市场份额少了还是没了，其实永远难以“警示”后来者，消费者唯一能信赖的，只有严苛的监管、常态的监管、有害假定的监管。其背后逻辑就是马克思关于资本利润的经典论断，“资本如果有百分之五十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百分之一百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牢记这道理，就能明白为什么西方食品安全监管机制令企业动辄得咎，为什么不少国家的食品安全惩戒闻风即雨、宁信其有不信其无。

    遗憾的是，我们在相关问题上往往过于善意。善意是好事，但滥用即天真。我们在食品安全上的天真派往往有几句固定歌词：相信当事企业没有问题；相信当事企业即便有问题也是个别问题；监管失语或迟滞正在协调沟通；监管失语或迟滞到不像话的地步，那一定是机器技术跟不上；要求消费者举证，或相信举报者别有用心——《食品安全法》有了，职能部门也不缺了，但如果问责或查究的理念仍旧错位倒置，类似事件必然继续云遮雾罩、诡异纠结。

    熊猫乳品枉费了我们一片深情，然而，即便将其“千刀万剐”，在不久的将来，它的兄弟姐妹可能还会继续靠三聚氰胺“发家致富”。这个概率的大小，并非取决于我们对熊猫乳品的态度，而直接由监管的能力与决心所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