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万州男子曾承攻因获名“职业扫黄人”被媒体大量报道。报道中，曾承攻自述1983年因与人打架被判刑3年，提前半年出狱后外出打工，迄今未婚。自1993年开始举报黄碟，2000年开始以举报黄碟为业，足迹达10余省市区，月收入5000元，并先后收过8名徒弟。

　　在举国正扫黄的时节，一个“职业扫黄人”浮出水面，实在是“好雨知时节”。多年职业举报黄碟，以公安局奖励为收入来源，也算是孜孜不倦。这是“矢志扫黄”，还是“为赏而来”，或者两者兼而有之，不必细究。

　　举报黄碟既然可以成为一种营生，也算是就业渠道，虽然这不免有些偏门，但鱼有鱼路，虾有虾路，天无绝人之路，自己谋一碗饭吃，总不是什么过错，何况按照扫黄精神，举报黄碟有益于社会风化。

　　其实，讲就业渠道是不对的。例如被举报的小贩，贩卖黄碟也算是一种糊口生意，风里来，雨里去，并不容易。有时在街头，还能碰到乡下女子背着孩子从事黄碟生意，我未曾有过举报的觉悟，反倒深为同情，相比于举报者，想来实在惭愧得很。

　　这可能与我暂时没有生计之忧有关。如果我生计有忧，那么未必不是一个“违法贩卖黄碟”的人，也未必不是一个举报黄碟的人。总而言之，以一己之力可以谋生的行当，可能都会去做的。这就是说，我认为举报者和被举报者，实际上都不过是在“生计”水平上相互作对。举报者未能举报出制碟大鳄，贩碟者也不是恶贯满盈，生存线上的斗法，低水平的对立，如此而已。

　　我并不认为黄碟到处贩卖是一种正常的现象。我只觉得，当黄碟到处都在贩卖的时候，未成年人将难以得到一个健康的成长环境。

　　中国是不承认色情产业存在的，色情交易是法律禁止的，所以不可能有“红灯区”，而事实上色情交易又可以说泛滥成灾，于是打击色情就一方面是任务繁重，另一方面也容易变成一门敛财生意，色情交易也容易变成“保护伞”下的利益生态，控制交易的老鸨或许已升级为黑社会头子，此间的职业人员或成为无任何权利保障的“黑户”，“保护伞”则以收收打打而获得利益。

　　曾承攻以举报黄碟为职业，多年以来，人身可谓安全，收益可谓稳定。收益稳定，可见贩卖黄碟正所谓雨后春笋，不绝如缕。但人身安全，也许正在于被举报者属于街头贩子，如果他要去举报“会所”、“中心”、“俱乐部”之类的窝点，或许危险就要大得多。

　　我当然不会嫌他没有举报比小贩子更大的黄色生意，每个人都有自身的条件，他未必能够举报得了更大的黄色生意，而且他主要是以举报谋生，没有人能够要求他为举报而冒太大的险。事实上，就像街头也会发生命案，举报街头小贩，毕竟也是夺人营生，并非完全没有风险，只是曾承攻“孤身一人，无牵无挂”而已。

　　就算是举报者与被举报者双方皆处于基本生计层面的行为，也存在着“勾结”的担心。曾承攻说，每次用计从街贩手中赚出一张黄碟，“立马就拿去找地方公安局治安大队举报”，为什么不找派出所呢？“我怕派出所跟他们有牵连，担心走漏风声”。而且曾承攻说，“我也举报过假烟、毒贩，但这些不好查，而警方一般都不袒护这些卖碟的，碟片一查一个准”，这句话深可寻味，有好查的，有不好查的；有警方一般不袒护的，是否有警方一般会袒护的，这才有“职业扫黄人”的诞生？

　　我想，针对手机色情、街头黄碟之类现象为对象的扫黄，现在处在一种“社会面控制”的水平。一定程度上，可以说净化了浮在表面的黄色环境，一定程度上可能也顺带“规范”了总体信息环境，“扫黄打非”总是连在一起的，扫黄的同时，属于控制范围内的信息内容也一并扫除。这可能既带来了“满目清明”，同时也微妙地改变了表达的气氛。而在表面的洁净之外，那些巍峨宫阙之内的荒淫，可能并无涉及。这样，受压缩的，可能只是贩夫走卒的生活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