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版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箭在弦上。只有国民收入倍增，才能拉动内需，才能让社会保持橄榄型的稳定结构。

　　外向型经济遭遇瓶颈，而内部经济效率在下降。2009年单位固定资产投资对应的GDP，已经从上世纪90年代超过3的水平下降到1.5，A股市场的ROA从10%的水平下降到2%。如果缺乏深度改革，中国的经济增长将走入死胡同。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从房地产到国民收入分配，提出了一系列的改革方案。

　　抛开房地产不谈，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是内需经济的必由之路。

　　我们动辄把中国与深处于泡沫陷阱中的上世纪80年代的日本相比，事实上，目前的中国是泡沫日本与工业化之初的日本的结合体。

　　一战前后的日本，建立起了大财阀统治的市场机制与赤贫的产业工人群体。虽然当时的日本跻身于强国之列，但无法解决内在的矛盾。

　　二战失败后，日本经济逐渐复苏，在经历长期增长后，日本经济再次进入瓶颈。上世纪60年代初，日本经济进入“锅底萧条”阶段，其原因是经济存在农业与工业、大企业与小企业之间的双重结构、过度依赖投资、人口红利即将结束、个人消费不足等诸多问题。上世纪50年代，日本全国掀起经济体制转变的大讨论，以后这场讨论成为日本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理论基础。所谓国民收入倍增计划，事实上，并不单指国民收入，而是包括提高劳动生产率、促进内需、淘汰落后产能、增加国民福祉等环环相扣的几个部分。

　　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实际上是日本政府铁腕打散财阀的过程，经济发展的根本目标是迅速地把国民生产总值增加一倍，从而谋求通过增加就业，实现完全就业，大幅度提高国民的生活水平。而手段主要包括，在计划实施过程中必须缩小农业与非农业之间、大企业与中小企业之间、地区相互之间以及收入阶层之间存在的生活上和收入上的差距，以期国民经济和国民生活得到均衡发展。

　　日本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是成功的，从1960年到1967年，日本提前完成翻一番的目标，国民收入增加了一倍多。到1973年，国民收入增加了2倍。因为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日本的经济结构最终稳固，成为超级经济大国，更重要的是，日本国内诞生了一个强大且稳定的中产阶级消费群体。

　　到上世纪80年代，日本再次面临经济瓶颈，突破的办法是高估资产价格，使日本成为天字第一号的资产大国，而日本人一开始是当作经济复兴的号角鼓掌欢迎的。在后工业时代，当内需被彻底掏空，而高估的资产价格又让日本人为了虚幻的资产一辈子当苦力时，泡沫破灭就是盛宴结束的时候。日本的资产泡沫耗尽了实体经济的余荫，资本镀金时代恶化了贫富差距。如谢国忠所说，如今的日本，人均国民收入已经下降到世界第19位，而且是一个存在巨大贫富差距的社会，相对贫苦率仅次于美国，列世界第二位。作为日本改革的象征，新上任的自民党曾承诺，在2010财政年度下半年度实现2%的经济增长率，家庭收入平均增加100万日元（约合1.06万美元），10年内把人均国民收入提升至世界最高水平。但提高人均收入曲折而漫长。

　　中国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正处于中国经济结构转型、拉动内需的关键时刻，劳资冲突与市场在劳动力并不缺乏下的民工荒，说明以往的模式无法持续。但是，对于中国而言，由于是工业化初期与泡沫时代日本的结合体，面临着双向作战的困境，一方面要向权贵开战，另一方面要控制泡沫。对于中国而言，如果畸形的收入分配体系不改变，那么，由政府强令提高最低工资制就会演变成一场通胀下财富重新分配的数字游戏，由于资本市场的控制权与分配能力极高，最终最低工资制会经由资本市场等通道重新回到富人的手中。除了最近两年，农民工过去10年上涨的工资，刨去通胀后，并未真正上涨。

　　也许对于中国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而言，真正的困难，在内部是抑制垄断企业，通过税收手段给中小企业减负，同时建立全面的社会保障体系；在外部是保持人民币的信用，争取货币主权与资产定价权。这并不容易，从目前的资源税等税费改革看，基本属于征一补一的平衡法，而在外部争取货币主权、在内部减少对发钞的兴趣，更是政府对自己欲望的克制，需要多方的激烈博弈，才能定型。